全文内容引用自《双重悖论》，中信出版社，魏德安，2014

1948年 8 月曰本殖民统治骤然终结之后，不计其数的政治团体相继形成、解体或重组，个个争先恐后地弥补原有殖民统治的崩溃造成的政治真空，致使韩国出现了长期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在一片混乱中，美国占领军遴选出了李承晚主持大局。李承晚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韩国的独立坚持不懈地奔走呼号。李承晚是一位老牌的独裁者，想方设法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并且在1948年 8 月成为新组建的大韩民国的总统。然而，李承晚政府的成立并没有给韩国政治舞台带来良好的秩序。相反，新选

举的国民议会长期陷入派系纷争与政治分裂。1945年 8 月，韩国涌现出了 54个新政党。到 1946年 6 月，政党数量增至107个，之后飙升到244个。其中，参与 1948年第一次国民议会的竞选的政党就有49个，而在两年之后的第二次国民议会的竞选中，推出候选人的政党数量为38个，到了 1956年，只有28个政党角逐国民议会席位。在大韩民国刚刚成立之际，还有大批独立候选人参与国民议会的角逐，其中，1948年的参选人数为417人，1950年 为 1513人，1954年为797人，1958年为357人，1960年 为 1010人。因此，结果就导致无党派的独立人士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48年，独立人士占据45%的席位,1950年，占据了 62%的席位。直到1954年，李承晚的政党才控制了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即便如此，无党派的立法委员仍占据31%的席位。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政党的忠诚度很不稳定，一部分原因是缺乏牢固的意识形态基础，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在地方上对政党的认同感还不强烈。人们普遍认为，政治家的动机主要是私欲，而非意识形态。根据金奎英(Quee-young K im )的研究，在李承晚时代，“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讲，政党政治……可以被描 述为利用财富谋求财富的富人与利用权力扩张权力的官员之间的斗争”。结果，国民议会就被那些从混乱不堪的、1945年遗留下来的“无数分裂因素”搞垮了。

从其就职开始，李承晚就同民主党开展了残酷的权力斗争，而李承晚之所以能上台，基本上是依靠民主党的帮助。即便在1951年，李承晚把分散的右派势力撮合到一起，组成了自由党，派系斗争依然不断。自由党之所以没有成为强大的政党，部分原因就在于韩国政治具有内在的分裂性。但李承晚对政局动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将自己视为一位像家长一样的领导人，不想让政党政治影响到自己的权威。相反，他努力打造一个基于对他本人绝对忠诚为基础的独裁政治。因此，他拒绝同民主党分享权力，而是一脚踢开民主党，任命了大批

朋友和心腹居于政府关键职位。1952年，李承晚为了连任第三届总统，试图修订宪法，但这一企图在国民议会那里吃了闭门羹。他便采取了暴力和威胁的手段，不仅针对反对他的党派，还针对他自己党派内部的“不忠诚”分子。在随后多年间，李承晚为了防止自己的政党威胁到他的权力，他不断重组内阁，让党派内部的各个小集团之间相互对立，导致韩国政局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任命谁、不任命谁只看对他本人或者他的重要心腹、国民议会的议长李基兴(Yi Ki bung)是否忠诚。同时，韩国的官僚机构遭到其他一系列问题的困扰，比如 “背后中伤、阴谋、派系斗争”以 及 “卑劣的猜忌、争风吃醋、阿谀奉承以及蓄意阻挠” 。自由党逐渐 堕落为一个由两个对立派别的自私政客构成的脆弱组合，失去了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所获得的政治支持，李承晚也越来越依靠国家警察和选举舞弊确保他和他的政党“赢得”选举。

除了政局动荡和制度薄弱之外，李承晚政权还普遍存在贪污腐败问题，可以说其腐败形式是低级别腐败与高级别腐败交织并存。高级别腐败的表现形式包括：李承晚政权以极低的价格将国家财产和日本在殖民统治时期创办的产业卖给自己的盟友，以远低于通胀率的利率将贷款发放给自己偏袒的商人，通过非法拍卖将进口许可证与外汇配额分配给那些愿意为自由党出力的商人，同自己的支持者私下签订合同等。军需物资合同是特别有利可图的非法收入来源，而且众所周知的是，李承晚不仅要求军队把部分回扣输送给他的政党，甚至还会从军费预算中扣留一部分，用于资助自己的政治活动。据称，李承晚为了筹集政治资金，还把军用物资（石油、汽车、零部件等）以及军队食品拿到黑市上倒卖，甚至不惜挪用军队食品专项采购资金。

自由党内猖獗的低级别腐败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官员履行正常职能也要索贿，贪污公款，勒索公民钱财，还将其说成是公民自愿捐款。商人通过贿赂负责税收的官员逃税。海关稽查人员为了在黑市交易中分一杯羹，对非法进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高级别腐败与低级别腐败交织并存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一权贵资本家。这些人因为与李承晚有个人关系，能够直接在权力寻租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作为回报，权贵资本家为李承晚政权及自由党提供资金支持。比如,在 I960年的大选中，执政党募集到54亿 韩 元 （约合650万美元），据称商界输送的资金多达51亿韩元，所占比重超过了 94% （其余的3 亿韩元出自自由党候选人）。在这51亿韩元中，有 29亿韩元是以“捐款”的形式输送过来的，其余22亿韩元是约30位商人“回报”给李承晚政权的，因为他们在选举之前刚刚获

得了总额高达77.9亿韩元的低息政府贷款。

1960年春，韩国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李承晚操纵I960年的总统选举以及动用警察对反对派人士采取恐怖袭击，结果导致李承晚政权内部斗争加剧。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学生示威发展成为一个反对李承晚政府的全国性运动。在之后几个月的政治动荡中，国家警察逐渐解体，而韩国军方在美国的压力下不敢采取行动，没有实施血腥镇压。最终，李承晚辞职并离开韩国，开始了在美国的流亡生涯。

之后，李承晚政权迅速垮台，反对派主要领导人、大韩民国前副总统(1956〜I9 6 0 )张 勉 (Chang M yon)组建了临时政府。1960年 7月，民主党当选多数席位，修改宪法，大韩民国改为议会内阁制，总统改为象征性职务，大韩民国第二共和国建立，同年8 月，张勉当选为总理。但无论是张勉的临时政府，还是大韩民国第二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政府，都被严重的派系斗争拖垮了。民主党迅速分裂为几个相互分庭抗礼的小集团。I960年 11月，民主党的旧派改称新民党，并以在野党自居，成为张勉所领导的民主党的主要反对派。实际上，按照金世镇(Kim Se-Jin)的说法，这个新民党本身就是“不满 的反对派力量”的小集团，他们内部也充斥着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即便当年那些率先示威反对李承晚的学生“革命者”，最后也没有抵挡住权力的腐蚀。李承晚政权倒台之后，韩国依旧腐败猖獗。要想让国民议会的议员通过某项法案，必须行贿他们。企业为了逃税，还要继续行贿税务部门。执政党民主党内部的某些人依然同商界勾结并向其索贿。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下，接受美国援助的企业不得向民主党输送资金，这就导致张勉政权丧失了李承晚时期非法政治资金最大的来源。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张勉取消了奢侈品进口禁令，允许韩国企业从日本进口奢侈品，压榨那些试图获得奢侈品进口许可证的企业。

虽然为巩固政权急需权贵资本提供政治献金，张勉却反对权贵资本家，并威胁以刑事犯罪起诉他们。张勉打击权贵资本家的做法在1960-1961年紧张的政治氛围下颇受民众欢迎，但这加剧了大韩民国第一共和国被推翻后就出现的政治动荡和经济乱象，而且张勉对大企业的敌对态度使其无法在国民议会中获取多数席位。张勉强迫军方高级指挥官为其政治活动提供17亿韩元的资金，导致参谋长辞职，进一步削弱了张勉的地位，并致使朴正熙在1961年 5 月的军事政变中有机可乘。

政变当日，革命军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并立即解散了所有政党和社会组织，谴责那些“一味搞派系斗争的腐败政治家”是韩国政治动荡无休的罪魁祸首。此后不久，军事革命委员会又禁止了 5 000名政治家进行政治活动，说他们的自私已经把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后，政变领导人朴正熙宣布韩国将采取没有政党的民主管制，将把国家重建运动作为政治参与形式。军事革命

委员会后来迅速更名为“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但因为内部斗争严重，直到1963年年初，朴正熙才排挤掉大多数的对手。

对手被排挤走后，朴正熙面临一系列新的政治挑战。从发动政变那一天起,他就承受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美国希望他尽快把权力还给人民，恢复民主统治。于是，1961年 8 月，他宣布将于两年后把权力还给人民。在向民主统治的政府过渡期间，他也面临很多重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像其他从军官转为平民的政治家一样建立政党，角逐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朴正熙也面临着巨大的反腐压力以及镇压官倒的压力。早在李承晚执政时期和张勉执政时期，

官倒就已经普遍存在。此外，如果朴正熙要巩固权力，还必须恢复韩国经济,而当时的韩国经济已摇摇欲坠。

朴正熙迅速开展了打击腐败和官倒的运动，并要求以“外科手术的方式”摘除该国在社会、政治及经济方面的“恶性肿瘤”。政变之后不到两周，新政府就宣布成立一个反腐败委员会，调查那些非法积聚财富的人，并逮捕了很多大企业的老板。不久之后，新政府肃清了流氓、娼妓、走私、黑市和高利贷等现象 （并逮捕了 2 000名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与此同时，新组建的韩国中央情报局也开始采取反腐行动，清除国家机构里的腐败行为。：1961年 6 月，韩国中

央情报局成立不久便发起了针对41 000名政府雇员的审查运动，最终以腐败或反革命(即反政府)的罪名起诉了 1 863人。然而，朴正熙政府的第一次反腐运动并没有成功，各种程度的腐败依然很严重。实际上，高级别腐败如此严重，以至于到20世纪60年代末，有批评家指出，政府肯定会被“五贼”控制住。所 谓 “五贼”，是指将军、高级别官员、实业家、内阁政治家及国民议会的议员，富人区被描述为“贼村”。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朴正熙于1971年再次发起反腐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有 4 000名政府官员因腐败受到惩罚。

朴正熙的第二次反腐运动也以失败告终，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高级别腐败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并再次成为公众冷嘲热讽的对象。1972年，朴正熙通过 “维新宪法”，建立大韩民国第四共和国。“维新宪法”给予韩国总统无限任期和足够的控制权，无异于建立集权统治。然而，这也意味着在朴正熙统治晚期，公开讨论腐败的情形会减少。同时，在 “维新宪法”崇尚节俭的规定下,任何公开显露财富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朴正熙还下令偶尔对一些违反奢侈品销售与进口限令的高级别官员进行公开审判，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而且人们普遍认为，韩国中央情报局的线人网络覆盖广泛，任何事都逃不过他们的监控。所以，对韩国中央情报局的恐惧也进一步打消了普通官员贪污腐败的念头。然而，腐败交易依然存在，1978年一桩涉及现代集团的丑闻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现代集团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将豪华公寓出售给高级别官员，而很多官员立即以市场价格将其转卖，迅速获得了巨额收益。最终，朴正熙只是遏制了腐败，并没有真正地将其铲除，却使腐败行为变得更隐秘了。金钟泌 (Kim Jong-p il)是朴正熙的侄女婿，也是朴正熙发动政变时的重要心腹。在金钟泌的领导下，韩国中央情报局开始着手解决朴正熙在向民主选举过渡期间面临的第二个重大挑战，即组建一个新的执政党。金钟泌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将其命名为民主共和党，意在将韩国剑拔弩张的右派势力团结起来。正如前面所述，一直以来，韩国政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派系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韩国保守的政治体制下高度个人化与意识形态缺失的特征,在农村地区更是如此。此外，在韩国，划地为营的地区主义根深蒂固，这一点进一步加剧了韩国政体的分裂。因此，金钟泌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利用地方关系把一盘散沙式的政治家们联合起来，承诺给予地方政府自主决策权,并发挥个人关系的作用，使这些政治家动员选民，以便在国民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金钟泌的政治体制还必须实行充分的纪律约束，以确保右翼领导人能够牢牢控制住国民议会。实际上，金钟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长期以来韩国的政治分裂问题，因为他规定无党派人士不得参加国民议会选举，而且已当选的议员如果脱离其所属政党，就会自动丧失席位。金钟泌还依靠韩国中央情报局的力量给政治家施压，迫使他们加入新成立的民主共和党。他着重强调的策略是金钱利诱，而非武力威胁，试图以此吸引政治活动家加入民主共和党。不出所料，民主共和党吸引了一大批政治投机分子和独立人士，这些人曾经充斥于李承晚时代的政治机构。

要建立一个政党，尤其是要建立一个充斥着唯利是图的政客的政党，需要大量的资金。起初，金钟泌依靠的是一套“把简单事情复杂化”的资金募集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他给右翼的资金既包括来自于韩国中央情报局的资金，也包括通过倒卖非法进口达特桑汽车以及利用弹球机开办赌场获得的收入。朴正熙关闭首尔红灯区之后，金钟泌修建了一个集酒吧、澡堂、舞厅于一体的休闲娱乐基地，即我们所熟知的华克山庄，希望以此吸引美国士兵来此娱乐，赚取

美元。同时，就像李承晚和张勉一样，金钟泌也接受投机分子送来的资金，而且据说金钟泌还操纵股市。外国公司也是秘密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外国公司包括日本驻韩公司和投资者。由于韩国对日本公司参与韩国经济建设设置了多重限制，所以如果日本人试图规避这些限制，并希望隐藏收入来源，就必须向金钟泌输送献金。据说，在韩国降低对战争赔款的要求并同意推进韩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政府最终给朴正熙、金钟泌秘密输送了 26亿 韩 元 （约合 2 000万美元）的资金。然而，朴正熙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更加稳定的资金募集制度，为此，他盯上了权贵资本家。他逮捕了很多在李承晚时代大发横财的权贵资本家，指控他们犯有腐败、投机倒把等罪行，然后给他们开条件。如果这些权贵资本家愿意为新政权提供资金，他就会放弃（或暂缓）对他们的指控。而且，为了回报这些权贵资本家给自己输送献金，朴正熙还允许他们获得廉价资本。在军事政变

刚刚平息之际，军事革命委员会把银行全部收归国有，限制外汇使用，将资本配置大权集中到中央。因为要获得贷款，需要有青瓦台（即总统）的批准，所以朴正熙有权决定哪些公司能获得投资资本并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因此，朴正熙所采取的上述措施就使得民主共和党的资金募集渠道更加系统化，并且把非法资金募集的控制权从金钟泌手中转移到了自己的心腹那里,因为朴正熙把金钟泌视为潜在威胁。于是很快出现了新的政治腐败制度。李承晚以及张勉的权力寻租行为具有偶然性和分散性，但朴正熙却建立了一套具有隐秘性和系统性的政治献金制度。虽然他也采用权力寻租，但主要是通过分配廉价资本的方式进行。朴正熙有能力控制资本的价格，因为他控制了银行，能够把借款人的利率定在通胀率之内。为了获得这种低息贷款，财阀必须同意四个条件：第一，必须提前向朴正熙支付佣金；第二，必须将资本投资于国家规定的优先项目，在 20世纪60年代，重点投资出口导向型的工业，之后投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第三，必须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回扣给朴正熙；第四，必须以慈善捐款的形式资助韩国“新社区运动”（也 称 作 “新村运动”）。“新社区运动”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意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新增项目开发和工程建设，加强新村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扩大内需，消化过剩的产能，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朴正熙还愿意为财阀提供其他形式的支持，包括支持财阀压低工资、抑制工会，直接给予出口补贴，以及以汇率高估的形式给予间接补贴。他还通过控制关键领域的市场准入权帮助个别享有特权的财阀，并允许这些财阀从事多种垄断式、寡头式的市场行为。但为了回报这些特权，各大财阀必须为朴正熙秘密输送政治献金，帮助其紧握韩国军政大权，维系这个发展型国家赖以存在的政治根基，其中就包括在国民议会中维持多数席位。由于建立了一套非法资金募集制度，掌握了充足的政治献金，朴正熙获得了足够的资源处理政治动荡与派系斗争这两个问题。从一开始，朴正熙团结右派势力的努力都一直受到派系斗争的阻碍。以朴正熙为首的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也是内部派系林立，分庭抗礼，明争暗斗。金钟泌创建民主共和党的行为也被朴正熙视为内部夺权。朴正熙本人显然认为，如果金钟泌建立的这个政党过于强大，势必对自己的个人权力构成潜在的政治威胁。因此，朴正熙在民主共和党成立早期暗中支持金钟泌的对手，最终导致金钟泌流亡美国。将金钟泌排挤走后，朴正熙既要拉拢民主共和党内部那些在地方上具有深厚根基的政治领导人，又要防止这个政党羽翼丰满之后威胁其统治。为此，他采取的策略是“先分化，再控制”，这个策略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朴正熙建立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献金募集体制。如果政客需要资金，必须首先获得朴正熙的批准，这就加强了政客们对朴正熙的依赖性。

矛盾的是，韩国政治的性质也有利于这个策略的实施。如日本政治家一样,韩国的保守派政治家也是依赖当地的政治机器团结当地的政治搪客，并获取选票。民主共和党的政治家同时维持两套地方组织模式，他们控制着民主共和党在选区的官方组织。虽然在名义上这一级别的组织接受民主共和党的领导，但实际上这些组织是个人关系、亲属关系以及投机需求黏合起来的政治机器，个人的作用非常明显。同美国的政治大佬一样，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韩国的政治家在选举时也必须向选民抛出明显的好处。民主共和党在选区的官方组织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等级管理模式，从大选区到小选区，再到投票站、街区，最后渗入社区。当地的名人担任政治搪客，在选举日到来之际发挥动员选民的作用。至于办公经费、工作人员薪酬以及其他相关的运营成本，都由民主共和党负责拨款。其他资金则由候选人的支持者负责筹措。政治家还依赖多种非正式的拉票机器动员选民。如同大选区党部一样，在小选区党部内，个人关系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是，小选区党部负责的选区范围往往比较小，而且通常具有不同的职能。与日本自民党如日中天时的情况一样，韩国的政治资源也是从政治家流向选民，而不是从选民流向政治家。支持者们当然希望自己支持的政客能代表自己向警察和官员提出诉求，但人们的预期远远不止这些。首先，政治家们必须成功地把政府资源弄到自己的选区里。其次，他们必须在自己的选区里做大量工作，比如举办宴会及自助俱乐部，在选民的婚礼上发红包、在葬礼上向失去亲人的选民分发慰问金、为贫困群体的子女提供学费、在丰收时节到田野里给农民送米酒解渴、帮助当地人在政府机构谋求工作等等。最后，选民还希望候选人能分发给他们贿选资金。如果无法给选民分配使其满意的利益，可能会给一名政客的政治生涯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即便执政党成员也不能逃脱这个定律。因为谁能满足支持者的“需求”，他们就乐于支持谁，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而言，如果本身就在执政党任职，而且能接触到政府资源，就能在选举中获得巨大的优势。

韩国的选举法在竞选经费的问题上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在维持当地政治机器和选举活动的经费中，只有极少部分是由候选人所在政党拨付的，这就为防止右派势力出现分裂设置了最后一道保障线。根据1963年实行的选举法，候选人只能直接从所在政党的成员那里筹集资金。要想获得其他人的资助，就必须 “走后门” 了。根据这些规定，保守派的候选人只能自己出钱，否则就必须向所属政党的中央申请。如果候选人通过非法手段自行筹措资金，那么在得罪朴正熙时，可能会受到基于政治动机的法律惩罚。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守派政治家完全没有非法筹资的行为。虽然大部分人都安分守己，但一些人还是出于政治目的染指了非法筹资，因为所属政党的补贴以及通过合法渠道筹措的资金远远不能弥补一个政客维系政治机器和参加选举所需的成本。因此，非法筹资以及竞选就导致“唯利是图”的保守派政治家(以及那些无奈之下从事类似非法活动以反对朴正熙的党内外的政治家)沦为朴正熙所在政党的人质。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选举中，韩国中央情报局和警察依然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敢于反抗民主共和党的异见人士不仅面临着因为从事非法筹资而被起诉的风险，还面临着骚扰、恐吓的可能性。朴正熙利用资金和韩国中央情报局纠集了一群右派分子和投机分子，但他从来都没能像日本自民党领导人那样建立起稳定的政治主导地位。相反，势单力薄的反对派却成为朴正熙面临的最强的挑战。在 1963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反对派分裂为4 个主要政党，民主共和党推出的候选人只赢得了总票数的1/3,但在总体上，民主共和党最终还是赢得了 88个席位，维持了多数党的地位。朴正熙本人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反对派候选人尹漕善(Yun Po Sun),侥幸 胜出。4 年后，朴正熙以10分的优势击败尹漕善，民主共和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的票数增加到了 50.6%,在 175个席位中斩获102个。1971年，民主共和党在国民议会中所占的席位比重下降到了 47.7%，但依然维持了自己作为多数党的地位，而且朴正熙本人也是以十分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反对派候选人金大中 (KimDae-jung)。尽管朴正熙在选举中屡次获胜，但他对反对派的强势表现越来越感到忧心忡忡。于是在1972年，他取消了大韩民国第三共和国宪法，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新的制度，他希望通过这套制度确保执政党一直控制国民议会，这样即便反对派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也无法撼动民主共和党的主导地位。

虽然朴正熙和民主共和党有能力操纵选举，但他们仍然需要源源不断的政治献金资助其在地方上的活动，并邀买支持，他们永远摆脱不了对政治献金的依赖。因为政治献金主要来自于包括财阀在内的商界，所以朴正熙促进经济增长的背后就存在着强烈的政治动机。青瓦台与大财阀之间建立了有效的执政联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的机制也有利于朴正熙应对另一个挑战，即打破困扰李承晚与张勉执政时期经济增长率萎靡、发展程度较低的困局。到 20世纪60年代末，朴正熙已经在韩国政商两界建立了发展性联盟，这个联盟在很多关键方面都类似于日本自民党与大企业之间的发展性联盟。在韩国的发展性联盟中，政府从大企业榨取的资金被用于建立一个能够把争吵不休的右派分子黏合起来的政治机器，因此为维系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稳定的政治形势。为了回报大企业的支持，朴正熙为其提供了廉价资本，但前提就是它们必须将这些资金投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中，包括新兴的出口导向型工业部门。无论是从政治方面讲，还是从经济方面讲，韩国这一发展性联盟都是成功的。朴正熙的权力得到巩固之后，韩国经济开始出现更快速的发展态势。

韩国的发展性腐败与日本的发展性腐败有所不同。第一个不同点是，日本的发展性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民党和大企业之间的共同价值观，而韩国的发展性联盟从一开始就带有强迫的色彩，商界在政界的强迫下输送政治献金，政界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如同李承晚一样，朴正熙也继续依赖秘密警察镇压反对派，而这时的反对派不仅包括正式的反对党，还包括民主共和党内反对他的人士。韩国商人明白忽视朴正熙的代价将是很严重的。因此，当朴正熙要求韩国产业联合会出资时，后者必须答应。如果谁没有出钱,那么他肯定无法获得廉价资本，并很快遭到政府的报复。第二个不同点与第一个有关联，即由于联盟带有强迫色彩，韩国政商两界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因此,1979年 10月，朴正熙被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金载圭(Kim Jae-kyu)刺杀之后, 韩国的发展性联盟就开始崩溃了。

朴正熙遇刺之后，韩国在一片喧嚣嘈杂中迎来了向民主的过渡，但 1979年12月 全 斗 焕 (Chun Doo-Hwan)发动军事政变之后，这个过渡时期便戛然而 止。虽然他自我标榜为“朴正熙式”的人物，但他与朴正熙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而且全斗焕远没有朴正熙正直。虽然他也像朴正熙那样要求财阀输送政治献金，但他通常采用强迫策略。朴正熙具有一定的个人魅力，能 以 “家长式作风”分配从财阀那里获得的资金，并能把自己包装成为财阀的财富之源，但全

斗焕做不到这一点。此外，朴正熙树立了正直的个人形象，而全斗焕却被视为一个公然贪赃枉法、唯利是图的人物，因为他不仅强迫财阀为他所在的民主正义党捐款，还从中拿出很大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而朴正熙显然从来都不屑于做这种事情。全斗焕强迫财阀为各种各样的组织捐款，而这些组织都是由其家人控制的，与全斗焕本人一样，他的家人也把很大一部分捐款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全斗焕与财阀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预示着政府与商界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革。到 20世纪70年代末，财阀的力量逐渐能够与政府的力量相匹敌。因为财阀逐渐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国家的经济大权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大财阀手中。这样一来，财阀就能发展成为经济寡头，享有极大的经济影响力。面对这种情况，全斗焕认为，财阀力量日益提升对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他发起了一系列所谓的“改革”，意在削减财阀享受的国家支持，即便最强大的财阀也会遭到削弱。这些措施包括解除国家对银行的控制、实施新的反垄断法，分散公司所有权。

全斗焕的“改革”对国家与财阀的关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解除国家对银行的控制减少了财阀在获取贷款过程中对国家的依赖，看似提高了财阀的经济自主性；另一方面，更加严格地执行反垄断法以及分散公司所有权有可能重创那些分支庞大的财阀，使其走向崩溃。讽刺的是，事实表明，银行私有化改革加剧了政商关系的紧张态势，最终导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合

作矛盾重重。无论从国家角度，还是从财阀角度来看，银行私有化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私有化为财阀扩大自身影响力、强化对资本的控制力提供了新机遇，但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另一方面，私有化意味着国家将在廉价资本供应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严重依赖杠杆经营的财阀而言，廉价资本是新资金的可靠来源，也是防范破产的有效手段。基于技术层面分析，大多数财阀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因为在朴正熙执政时期，政策性贷款的利率远远低于通胀率，而且朴正熙命令银行大胆地向财阀提供贷款，尤其是那些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财阀。因此，在这一时期，财阀大肆借贷，结果积累了过量的债务。到了 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银行发现自己持有巨额不良贷款。过去，银行的坏账算不上严重的问题，因为国家实际上承诺偿还财阀的大部分贷款。而银行私有化之后，要么注销坏账，要么宣布企业违约，结果大量企业（包括大财阀的分支企业）因为银行私有化而面临破产的命运。即便那些没有破产的企业也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率，业绩差的企业往往无法获得新的融资。因此，私有化导致银行与那些基于投资目的寻求贷款的信誉良好的借款人,以及寻求廉价救助贷款的债务人之间产生了新的冲突。因为无论是银行还是债务人，要想获得低息资本，必须仰赖韩国央行的批准。这样一来就把中央政府推到了各方矛盾的焦点上。同时，分散企业所有权以及抑制财阀垄断的改革也导致政商两界的关系紧张。由于缺乏政治合法性以及反对派力量日益强大，全斗焕政权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各大财阀之间为了控制新兴的私营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部门而展开了激烈竞争。20世纪80年代初期，信贷紧缩和缓慢的经济增速加剧了全斗焕与财阀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原有的发展性联盟走向分裂。在这一环境中，财阀利益的内在冲突导致它们开始拒绝旧体制。在旧体制中，财阀向执政党输送政治献金，希望以此换取有益的商业环境以及廉价的资本。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新体制，能够通过输送政治献金换取低息政策贷款、政府合同等形式的特殊利益，并保护自己在政府严厉执行反垄断法和分散企业所有权等措施下免受危害。1983〜1984年，全斗焕与韩国产业联合会之间爆发了公开的冲突，进一步削弱了韩国政商两界之间原有的合作制度。韩国产业联合会是韩国商界最高级别的联合会，也是韩国商界与政府谈判的首要代表。韩国产业联合会与全斗焕政府之间的公开冲突导致商界丧失了对政治献金的集中协调能力，个别财阀为了谋求私利，不得不与政府直接接触。与此同时，财阀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政商两界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剧。最终，到20世纪80年代末，矛盾和紧张形势导致财阀集体反叛。财阀无论是与全斗焕之间，还是与全斗焕的继任者卢泰愚(Roh Tae-woo)之间，都存在公开而直接的冲突。比如, 1985年，全斗焕要求财阀为一个慈善机构捐款，但这个所谓的慈善机构是全斗焕家族的一个腐败渠道，结果遭到ICC (国际商会)总裁的拒绝，全斗焕政府下令解散了该商会。1992年，韩国举行总统选举时，现代集团与执政党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以至于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Chung Ju-young)公开 反对执政党的候选人金泳三(Kim Youngsam)。 虽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的发展性联盟显然已走向崩溃，而且全斗焕以及卢泰愚变得越来越腐败，但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即朴正熙在20世纪60年代，利用从财阀那里榨取的政治献金打造的政治机器为韩国经济在20世纪70-90年代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朴正熙当年面临的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早期日本右翼势力及大企业面临的问题相同，都包括长期的政治分裂、残酷的派系内部斗争以及政治不稳定的危险。1961年军事政变之后，朴正熙强迫

财阀为其输送政治献金，并利用这部分资金拉拢一群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地方政客，似 乎 “解决” 了这些问题。除了利用金钱利诱，朴正熙还使用强硬的策略和经典的政党分肥制度防范政治家独立参选，迫使他们不得不依靠政府支持实现选民期待的利益。这样看来，朴正熙利用非法资金、政治家的腐败倾向以及大企业的营利动机建立了一个联盟。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催生的政治利益(而非掠夺)更加符合这个联盟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讲，朴正

熙更像是“特威德老大”，而不是我们将在第三章中提到的赤道几内亚总统弗朗西斯科 • 马西亚斯 (Francisco M acias),但朴正熙也没有像日本自民党那样建 立起制度化的政治机器。朴正熙遇刺之后夺取执政大权的全斗焕明显让韩国堕落成为一个“骗子国家”。然而，在全斗焕掌权之前，韩国经济已经打破了长期发展滞后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