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片《抢钱夫妻》由内详主演，1993年香港地区发行，欢迎点播。
资深电视报道员蒋有为（许冠文）被医生诊断患肠癌，并且只能活3个月。电视台老板得知他的病情，本想炒他就鱼，后来又利用他提高节目收视率。蒋有为为了家人今后有生活保障，隐瞒病情拼命赚钱，一番拼搏使他既赚了钱又赢得公众信赖。长女阿诗（陈少霞）得知真相告诉家人，家人忧心忡忡。终于，蒋有为在一次新闻报道时揭露了电视台的骗局，告诫大众不要轻信媒体。他本人的肠癌切除术最终失败。

《邦妮和克莱德》作为新好莱坞的开山之作奠定了他在影史上的重要地位。对暴力的艺术化渲染，对传统强盗类型片的颠覆性阐释都充满了时代精神。而影片中对性别意象的解读也是全新的，在这一点上甚至有着更激进的先锋意义。
 
 克莱德作为一个性无能的形象出现，这是之前传统类型片所未曾有过的内涵。一个简单的象征解释是“他没有象传统强盗片中匪徒因为过剩的里比多所导致的滥杀无辜，喻意着的是社会的性无能。”这种解释无疑太过简单化和模式化了，克莱德性无能恰恰在此显示出其复杂的多样性——它和邦妮女性位置的变化、和社会大他者的凝视纠结在一起，随着雌雄大盗神话的破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无能，更潜在的是女性的革命意义。
 在此我们要重新理解男根的象征意义。男根在根本意义上是空洞的——不仅在于它始终压抑着阉割的恐惧，而且在于它永远不可能完全弥补“前阉割”的空洞。克莱德的性无能直接的反映了这一点——在没有性能力这一意义上，他是被符号阉割的。所以在邦妮问的时候，他主动拿出了枪——他用枪来补偿自己缺失的男根。在这里更具象征意义的是邦妮的位置，她主动去触碰那把枪，完全没有吃惊反而用戏谑的口吻质疑克莱德使用枪的勇气，“你真的会用这把枪吗？”等同于一个相同的问题：“你确实有那个家伙，但你不是照样性无能吗？”恰恰在这个时刻，克莱德作为男权中心主义的最小距离瓦解了——男根被解释为阉割的能指，这是男根倒错的逻辑，克莱德之后为证实自己勇气而去抢劫的尝试必然是无用的——力量的展示成为了对基本性无能的证实。
 之后影片引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倒置：邦妮和克莱德发生了争吵，邦妮毫不留情的指出了克莱德性无能的事实，克莱德无言以对转身离开，邦妮赶紧上前去安慰。这不是和我们的生活尝试恰恰相反吗？太多的时候是女性在男权的压迫下崩溃，而男权转而用一个伪善的面孔将其重新符号化。而在电影了，克莱德在面对邦妮时只能是软弱的姿态，主客体的逆转重新定义了两性——女性不再是被阉割的男性，相反，男性不正是有阳具的女人吗？阳具的出项仅仅是重复了一个对理想化器官的想象性认同。更直接的说，在这一刻，邦妮成为了克莱德的男根，在这里是拉康的那个著名判断：“女性并不存在。”女性没有男根，所以也不存在阉割焦虑，女性应该是男权社会的“并非全部”。
 如果电影对性的解读就停留在这一时刻，停留在“邦妮作为克莱德不可能的欲望客体”这一结论，影片无疑是女性色彩强烈的，但却少了更深的批判力量。《邦妮和克莱德》的深刻在于，它继续叙述了男根的重塑——正是它恢复了能力，“加倍”解释了阉割的空洞。电影后段，邦妮为两人写了一首诗并在报纸上发表了，看到报纸上的诗，克莱德激动地对邦妮说：“你让我在历史上留名。”他的性能力在这一刻恢复了——这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征兆点，克莱德在此时实现了从想象性认同向符号性认同的转化。它不仅仅是在追求“更像自己”，而且是追求“在他者眼里的自己”。主体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此刻他超越了阉割恐惧的性无能，恰恰在于他和符号秩序的妥协——当我在我之外看我时，我一定是强有力的形象。
 因此从这一刻开始，影片就不能再简单的理解为邦妮克莱德和腐朽社会的对立，超越的死亡驱力和大他者的二元对立。真正的对立变成了邦妮与克莱德之间的对立——如果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颠覆，邦妮就不能局限在两性的符号关系之中，而是要成为这个二元对立的基础，成为抵制符号化的剩余。换句话说，邦妮不仅要成为克莱德的男根，更要成为父权中心的符号秩序的不可能的男根，从而揭露符号秩序的基本对抗和矛盾。
 克莱德和符号秩序的妥协同时是“一无所能”（他是性无能的，他什么也做不到）和“无所不能”（社会可以强制的压抑一切违越）的契合。《邦妮和克莱德》在这里揭示了男根的最终定义——“男根”终究是“先验能指”，主体/大他者把自己的严重局限体验为构成性力量。在电影的结尾，邦妮和克莱德在乱枪中同归于尽，这当然不是社会暴力的胜利，而要理解为一种革命的胜利——邦妮和克莱德的对立以双方的毁灭告终，一场革命唯一合法化的道路是否定性质的，它是一种与过去包括自己决裂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