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aesarphoenix 前两天和林霏同学谈到《黑镜》第一集《国歌》，决定还是记录一下。 1.这个故事展演的是一个被放大的伦理学困境，能被放大是因为信息自由和快捷的现代传媒，但根本上还是一个常见的伦理学困境。 2.影片中的首相、公主都可以替换为任何一人，和母猪做爱也可以替换为任何强迫（非出于自己意愿）的难堪之事。 用一般性的语言概括一下就是：任何一个恶人都可以通过绑架anyone，把逐步残害他/她的过程发到互联网（无法进行有效信息屏蔽和管制的平台），并指定另一个anyone必须去做一件anything，只有这样他才会停止残害放人。 可以想象，无论另一个anyone是否去做anything去拯救被残害的anyone。他/她都将面临极大的人生危机。 3.这哪里是什么新型恐怖主义，这是我们每天都要面临的伦理学困境。在马路边、地铁上，我们总会见到衣衫褴褛的老头或残疾人在乞讨，当他们的乞讨是面向泛泛的大家时，我们可能可以视而不见，但一旦他们的乞讨针对于“我”，说这位小伙子/小姑娘行行好时，我们的压力便会陡增。 《舞台春秋》中酗酒的卡维罗从充满瓦斯的屋中救出了意图自杀的芭蕾舞演员安布罗斯，便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照顾她直至身体和精神的痊愈。世上有如此多不幸的人，但只有当机缘巧合将我们和某个人锚定捆绑在一起，我们才会倾注一切去帮助他/她。 这种个别的他人其实可以看作一般性他人的代表（在场），他/她是所有他者的凝聚。 肯尼迪在柏林墙下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然而真正为着不可分割的自由做出最大努力的还是西柏林的人民，因为他者如此之近，就在墙的对面。 4.世界上大多数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随具体的情境而变化，而且常常是无解的难题。 前几天看《深海长眠》，非常感人的影片，其中对人的尊严有着极富感染力的展示。但如果审视影片的框架会发现，对“个人的尊严”的叙述，为主人公在他人协助下自杀的行为建立了合法性，但也掩盖了这个难以回答的自杀伦理问题。 最后得出“生命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的结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抒情，而不是对自杀困境的回答。 一个人的生死为什么会和他人相关？我对他人到底有多少权力，又需要为他人承担多少义务？ 5.我上高一时，同年级的一个女生跳楼自杀，成为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话题。同住的同学及其家长说她实在是太自私，她的父母会多么的伤心，其家庭把她养大花了多少精力多少金钱云云。我那时说这是她的选择和自由。在当时和现在我都不理解这种选择，这也使我的辩论并没有底气。 而且我隐约觉得这其中有超越于她家人亲朋的东西尚未论及。民法中有“自由不可抛弃”的原则，一个人尚且不能约定永远不结婚，又如何能决定永远不活。人固然可能会陷入《离开拉斯维加斯》式的不可救赎，然而明日之我依然有希望的可能，今日之我要剥夺阻止他的出现，不免有些武断。我认同一个人在意识彻底沉沦时进行安乐死，却觉得如果在灵台清明时选择自杀一定要反复思量慎之又慎。 自杀同时还诘问：我和全人类是否为一整体，我对他人是否有责任和义务？ 我们并不完全属于自己，我们浮于存在之海中，和具体的他人和概念性的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联系在我们心中都有潜在的价值（家庭、朋友、社会、国家、人类等等），如果进行线性打分，你会发现这些价值和远远高于我们所能付出的。 你所渴望保护/维护的比你的生命重要太多倍。 6.回到《黑镜》第一集，你会发现对于首相而言这是一场价值的战争，王室、政党、人民、一个锚定的只能由他解救的公主等等这些联系的价值，最终超过了他的尊严和他的妻子在他心中的价值。 我应为他人牺牲到何种程度，我应对他人承担怎样的义务，是一个没有一次性解答的问题。我们将在每时每刻遇到，并要每时每刻做出抉择。 7.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把关的当代媒体在资本至上的价值引导下，将伦理困境放大到这种地步，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某种层面上本片倒是给我国的审查和屏蔽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当然即使审查也应该有一个透明的合理的程序，应针对特定的危急情况，而非是专制的禁声。） 8.是刘慈欣还是海因莱因在谈到永生给人带来的变化时，说到所有人都开始学习和谈论哲学，因为那些最复杂最远离生活的问题都成为了当今的现实。 我们生活的时代，其实已经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