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漫《萝卜回来了》由内详主演，1959年大陆地区发行，欢迎点播。
冬天，小白兔在雪地里找到两个萝卜，自己吃了一个小的，决定把大的送给小鹿。小鹿不在家，小白兔把萝卜放下就走了。小鹿回家看见桌上放着一个大萝卜，感到很奇怪，刚想吃时，想到小熊可能没有东西吃，就抱着萝卜来到小熊家，小熊出去了，它就把萝卜放在小熊的床上。小熊回来见到它最爱吃的萝卜，高兴得又蹦又跳。忽然，它从窗户里看到小猴的家。

童话是一个民族最甜蜜的梦境。但在很多时候，这个梦境并不只是为了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将美丽的幻想送给儿童。它还是社会伦理教育的一部分，是成人塑造儿童最成功的手段。现实的意识往往躲藏在梦境般的假面背后，在柔软的爱抚中透露出一丝危险与毒。《萝卜回来了》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被誉为“中国最美的童话”诞生于1955年，并于1959年拍摄了动画片，翌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获奖。它被后来的童话研究者当作那个年代“文学性与艺术性最为纯粹的童话作品”。值得怀疑的并不是作者的素质或动机，而需要检讨的是，这种成人对儿童的“无意识”教育究竟深入到了哪个层面。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因为往往看似平实而充满友善的内容，却将当时的意识形态教育意义深深地刻在脑后，并在之后的岁月里不断受到人们的追捧。在意识形态最弱化的地方反观其对人的影响，要比简单的“打到——树立”来的更有效许多。故事大抵是这样的：小白兔在大雪中饥饿难忍，于是出去挖到了两个萝卜，大的送到了小猴的窗前。小猴挖到了花生，于是将萝卜送给小鹿，小鹿又同样送给小熊，小熊又将萝卜还回给小白兔。于是萝卜又回来了。劳动的神话这个故事的逻辑首先建立在对劳动的幻想之上——只要努力挖，人人都有收获。作为千年以来都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这种劳动的幻觉是荒诞的。因为农业生产具有天然的周期性，以“二十四节气歌”为规律的农业劳作意味着只有每一步都踩在气候变化的节拍上才能获得丰收的喜悦。于是，在中国历代帝王统治的社会里，“农忙抢种”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任何妨碍抢种的如民夫劳役都需要给它让路。在农闲的日子里，打破自然规律以求丰收的劳动（揠苗助长）只能损害农作物的产量。然而以“大工业生产”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则完全不同，机器停工意味着利润的损失（折旧），必须以不断地劳动来弥补时间的损耗，从而获得最大的利润。也就是说，只要劳动就必然创造利润。于是，这个童话的结构首先意味着每个人只要劳动（挖雪），就能获得食物。挖掘，首先是对农业生产的隐喻。在茫茫大雪中，只要凭借自己的毅力与精神，就能“人定胜天”，从而获得物质的富足。这种将农业耕种的行为以工业生产的方式来解释，无疑建立了“大跃进”时期的基本精神架构。并且，这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起点，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从而人人有饭吃、家家有衣穿。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岁月里，这种观点使人们感到风气一新、精神振奋，潜移默化的将这种“劳动的幻觉”书写入童话之中。剩余的财富劳动不仅仅意味着满足自身的需要，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它必然会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最高指导思想与合法性来源。以此，1955年开始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推翻了建国之初对资本拥有者的承诺，合理合法的将工商业的私有财产整合入社会主义大生产中。这部童话恰好出现在这种“剩余价值理论膨胀”的年代并不是一个巧合。1950年后的中国童话创作十分强调“教育性”，甚至《一只蚂蚁》这样的作品将一个战士所需要具备的“兵种知识”、“战争技巧”、“学习态度”都写进童话，无疑在和平年代的今天令人感到恐怖。《萝卜回来了》并没有选择这种愚蠢而张扬的做法，它选择了更加含蓄的方式来描述剩余价值观念。童话的主角不是小白兔，而是那个一再被赠送的萝卜。它无疑是对“剩余价值”的隐喻。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小白兔一个人无法享用的，只有将它赠送给朋友们才是社会主义道德的绝对律令。出现在童话中的萝卜，是农业文明被工业思维绑架的产物。因为若每个人都劳动的话，那么“回来的”便不仅仅是萝卜，还有更多其他人挖到的食物。只有小白兔挖到了多于自己需要的食物，于是要么意味着在农业劳动中，剩余价值并不一定出现，要么意味着小白兔拥有更高水平、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前一种情况无疑与“劳动神话”发生抵触，因而只能解释为后者。这便符合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再分配”的理论。这个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共同剥削”工人的“阴谋”。就是说，剩余价值会从较高的部门流向较低的部门，以此达到一个稳定的平均值。也正是这个理论，使得“全面的”针对资本家的改造在经济学伦理上得到支持，也是后来影响极为恶劣的“共产风”的初级阶段。赠与的美德“剩余价值再分配”理论只是一种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但童话中的重点是“友情的赠与”，是共产主义美德的一部分。既然小白兔拥有更高的生产力，那么对那些生产力较低的朋友施以援手，则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区别。这一观点，也正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即便在大饥荒的岁月里，中国依然向阿尔巴尼亚与匈牙利施以50万卢布的援助。童话所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有关于“无私”的崇高美德。与王尔德笔下“快乐王子”的“无私”相比，小白兔赠送给他人的萝卜是在自己吃饱的基础上。赠与本身，因最终回归的“萝卜”成为一种“报答”。“好人有好报”，成为社会主义运行中的一个极具中国传统民间道德伦理色彩的原则。事实上，中国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也正是这一“赠与——报答”原则的体现。这便可以很好的理解中国与朝鲜纠缠的关系——一旦赠与没有得到回报，那么对方则必定是不道德的。又或者说，萝卜被传递在朋友之间体现着一种“社会主义大繁荣”的美丽景观，成为“社会主义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难以度日的大雪中，也没有人需要被援助，大家相亲相爱、相互推让着“剩余的财富”，肩并肩地走向更加团结、更加幸福的未来。也正是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使得拍成的动画片在卡罗维发利的“社会主义电影节”中获得优秀动画片奖。“赠与的美德”得到了国际兄弟的一致肯定，坚定了中国人民参与到“社会主义大团结”的信心。饥荒的童话究竟有多少人在1959年饥荒开始之时看到过这部动画片，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选择这部童话来制作传播范围更广的动画是具有深意的。即便出现在1955年的童话是一个巧合，那么出现在大饥荒的动画又该如何解释？更为奇妙的是，1968年也是文革最激烈的一年中，动画片《大闹天宫》诞生了。以电影、童话、动画的方式塑造“社会主义儿童”是自苏联便开始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雪中的辛勤的寻找食物，将自己多余的食物赠送给朋友，种种迹象都应和着大饥荒时期的国家对外政策与对内制度。因而这部动画的出炉并能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它企图在大饥荒的背景下，塑造一种关于饥饿、劳动、赠与的共产主义美德，教育儿童要懂得国家的政策，懂得伟大领袖的良苦用心，并在这种幸福的梦幻中，如小白兔般甜蜜的微笑。但事实上，能够享受动画片待遇的儿童都属于“干部子弟”，聚集在红色政权的周围——机关学校、幼儿园。1958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共产风”的顺利进行，全国各地实现了幼儿园全托化。看到这部动画的，也基本只有可能集中在这些儿童之中。他们在饥荒时期并没有受到任何物质匮乏的影响，因此，这部动画的实际影响只会从80年开始。对于大饥荒中死难的3600万人来说，这部动画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高高在上的“自慰”罢了。